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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发布时间:2019-06-12 14:37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这体现出传统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极大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学会如何妥协。

  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中游的赤壁大破南下的曹操大军。这一著名的赤壁之战经过《三国演义》的生动演绎之后,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这一战正式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延缓了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统一进程,曹操自此专注于平定北方,孙吴站稳脚跟,而刘备阵营绝处逢生,成为最大赢家。

  尽管战争的结果甚明,但极善用兵的曹操[1]为何会在赤壁遭遇一生最大败绩,这一点始终众说纷纭。传统上多归结为曹军战士水土不服、急躁冒进,当然还有孙刘联军的决心与智谋,而近些年来的一些分析认为是曹操水军染上了南方的血吸虫病,以及洞庭湖一带在隆冬季节逆吹的东南风。

  这些确实都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真正重要的一点却常被人忽视:曹操极有可能原本就没有真正准备要打仗。

  如果不是在战前政治决策上出了问题,这场战争原本说不定就是另一番结果,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赤壁之战爆发前,曹操已经耗费十二年平定了河北、辽东。建安十二年(207)路过碣石时,他在观沧海后写下著名的诗篇《龟虽寿》,其中一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透露出他的心境,年已52岁的曹操意识到自己步入晚年,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更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不难想见,第二年荆州牧刘表的病逝,对曹操来说是达成这一政治理想的有利时机。

  出征荆州在起初极为顺利。刘表病逝后,荆州内乱,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刘表幼子刘琮为主,这些人面对南下的曹军全无抵抗之力,举州迎降。从兵法上说,这是最好的结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正如韩国学者金文京指出的,这一意外事态“在无形中打乱了曹操的计划。按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的,并没有把孙权当作讨伐的对象。……荆州不战而降,使曹操产生了非分之想,他决定乘机讨伐孙权。”

  在此有必要咬文嚼字一下:曹操当时想的是“讨伐”孙权吗?确切地说,恐怕他真正想的是以自己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压孙权效仿刘琮不战而降,何况他还挟天子之命的正当名义(所谓“奉辞伐罪”)。这也解释了曹操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至少一倍到八十万,因为这更能威慑对方放弃抵抗。

  从战前的形势看,曹操对孙刘联军的兵力优势约为五比一[2],确实占据极大优势。但耐人寻味的是,曹操九月就攻下荆州,完全接收了其庞大的水军,从荆州到赤壁的长江段不过500公里,顺风水急时几天就能抵达(所谓“千里江陵一日还”);但直到十一月赤壁之战的两个月里曹军迟迟未沿江东下攻击孙吴,而是展开了劝降,这与他此前一日夜急行军三百里追击刘备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肃、诸葛亮等人才有余裕展开频繁的外交斡旋。

  当时孙氏盘踞江东虽然已经第二代,但孙权是在父兄意外身故后才年少临危受命,主政也不过八年,其兄长孙策遇刺而亡时东吴内部都根基未稳[3];至于刘备那支不满万人的小部队,在新野、长坂坡等一系列战役中已被击溃,可说无足轻重。虽然《三国演义》中大肆渲染刘备阵营,但显然曹操并没有将之作为主要敌手[4];这一点孙权也心知肚明,因而在决意开战时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在这番话里,孙权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刘备,证明他也不把刘备视为曹操的主要对手,因而和曹操一样将局势视为曹孙对决。

  东吴之所以与远为弱小的刘备一方结盟,只是因为一个战术原因:短期内东吴兵力无法调齐,而刘备、刘琦这一方刚好可以补上。

  因此,从战前局势来看,曹操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他面临的是分散而弱小的对手。吊诡的是,正是曹操自己的威胁给了他们团结起来的理由。孙刘两家在赤壁战后迅速走向敌对,因为他们的共同威胁已经消失。但在赤壁战前,正如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谈到的,曹操“已经设法渡过长江建立了桥头堡,可以使敌军陷入混乱,他也很可能正在就此进行谈判。孙权和刘备以前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而荆州的人民对他们长期的敌人孙氏家族也没有什么好感;有理由认为这一不稳定的联盟可能会产生分歧”,因此虽然后来战败,“但是,曹操行为的前提却并不一定有差错”。

  对一贯注重《孙子兵法》的曹操来说,在大军压境后转向劝降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兵法本就强调一种大战略的艺术,战争被认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所谓“先礼后兵”。从他在东吴群臣、将士中引发的普遍恐惧看,他的震慑战略原本差不多是奏效的。这也是他那一辈的政治人物所理解的战略博弈:事已至此,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

  赤壁之战时,曹操53岁、刘备47岁、张昭52岁,他们都是在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就已成年的一代,对东汉末年的政治游戏有着相似的理解,因此在看到这一局势后,刘备本已决定放弃,只是他清楚曹操无法容下他,因而打算远投苍梧太守吴巨;东吴的张昭同样认为孙权投降曹操才是上策。实际上,刘琮的投降也是舅舅蔡瑁等老臣主导的。曹操曾对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然而对孙权,直到赤壁之败四五年后,口气中仍然是把他当作儿子一辈的:“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曹操刚好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同岁,孙权不过是在父兄先后去世后才临难受命。

  也正因此,曹操大大低估了年轻一辈的激烈反应:孙刘联军一方主战的都是年轻人,此时鲁肃36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孙权则只有26岁,其中最大的鲁肃在黄巾起义发生时也才12岁。

  他们都是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说更坚定地适应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曹操心里想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谈判,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权威,没想到他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对方的恐惧,但这不是让他们屈服,反倒走向更激烈的反抗。曹军压境,孙权也“大惧”,但却不肯降[5]。这就像警匪片里警察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本来旨在敦促对方无条件投降,但有些极为悍勇者却选择宁死不屈、绝地反击,反倒让那些认为他们笃定会投降的警察措手不及。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曹操轻敌,更重要的是双方本来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对战争的预期都不一样。

  结合后世的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公元612年隋炀帝征调113万大军征伐高句丽,结果大败而归,童岭在《炎凤朔龙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本来的出发点就不是打,而是通过军事仪仗式的大型演习,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1868年决定德川幕府命运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幕府军的兵力是倒幕派新政府军的三倍,但却大败,正如三谷博指出的,“旧幕府军主要目标是夸耀势力、威吓京都,而萨长一方却为战争赌上了命运。这样的两军相遇,其结果就是新政府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

  就此而言,赤壁之战是一系列战争的缩影。禹征三苗、周昭王伐楚、淝水之战、永乐帝伐安南等等,都带着类似的权力政治影子:一方从大义名分出发实施惩罚性的远征,而方法是试图通过公开展示权威来使对方顺服,但这种顺服乍看像是对方“理亏”而屈服,本质上却往往是因实力悬殊。这还是在双方的政治预期一致、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否则如果对方不服,放手拼死一搏,就很可能出现难堪的局面。

  从战前的局势看,当曹操发出威慑与挑战之后,是战是和取决于孙权。正如吴闲云在《博弈三国》中所分析的,当时“孙权其实是有三个选择的:1.向曹操投降。2.单独攻击曹操。3.联合刘备共同攻击曹操。因此,刘备又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机会,这个机会完全取决于孙权的选择,所以此时刘备能不能翻盘的命运是掌握在孙权手里的。”虽然当时东吴群臣至少以3:1的大多数主降,但他们只能影响、而不能迫使孙权拍板。在这一意义上,孙权毫无疑问是决定开战的最关键人物。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孙权为何选择抵抗呢?这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年轻冲动、好斗。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

  从表面上看,孙刘两家联合抗曹,在于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贼”,但这其实是相当虚伪的。刘备虽然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号召,然而在曹丕代汉建立曹魏之后次年,刘备就称帝,因而正如金文京所言,“汉的年号使用的最长的,不是继承了汉朝大业的蜀而是吴,不能不令人感到可笑。”

  不仅如此,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为了专力北伐曹魏,重新与东吴缔结同盟,为此力排众议承认孙权称帝,“蜀不承认魏的帝位却承认吴的帝位,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诸葛亮当然不会不明白。可见,到了这个时期,蜀的大义名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至于东吴,孙权曾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说得慷慨激昂,似乎绝不会屈服于曹魏,但历史事实是:在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逐渐走向敌对,九年后孙权就主动向曹操降顺结盟,承认了其魏王地位;两年后孙吴杀关羽取荆州,为了不至于两面受敌,孙权很务实地选择与曹操联手,进而向魏称臣纳贡,尽管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表面服从,“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阳奉阴违,但至少表明孙权也可谓“能屈能伸”。

  当然,这些都是在赤壁之战多年后的事,或许只是他们不像年轻时那么理想主义了,但也说明孙权不是不能降曹,问题是局势、条件如何。这和赤壁之战前的刘备不同:刘备打的是汉家旗号,是不能降的,降了也无法被曹操容忍,所以只有拼死抵抗一途。

  孙曹双方本无嫌隙,孙权的长兄孙策一度在名义上与曹操结盟,孙权当时甚至还被曹操举为茂才,后又被曹操上表封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如果在赤壁之战前就投降,很可能曹操还会格外优待孙权,因而如果孙权当时迎降,将会改写历史: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而对孙权一家而言也不坏。与后世的主流观点不同,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中认为当时主降的张昭才是出于忠诚。

  当然,张昭主降未必是为了天下百姓考虑,只是从当时局势看,觉得与其战败投降,不如主动迎降,因为在敌方如此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下,“今日拒之,事更不顺”。这说到底只是对力量的判断不同,在当时来说也符合实际,相比起来孙权、周瑜、鲁肃的判断则冒险得多。基于此,吕思勉认为:“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撺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在吕氏看来,曹操并非汉贼,而确系心存汉室,对他的很多指控只是基于没有证据的动机, “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曹操生前并未称帝,倒是刘备、孙权想当皇帝且真的先后称帝了,吕思勉推断,孙权在赤壁之战前抗曹的决心,其真正动力在于孙权、周瑜、鲁肃等人由来已久的“自立的野心”。

  简言之,孙权虽然指控曹操想篡位称帝,但他不肯降曹,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想当皇帝。早在赤壁之战前八年,鲁肃刚刚投奔过来时,就曾与年仅18岁的孙权有一番密议的“榻上策”。孙权当时说自己在此乱世中,想成就当年齐桓公、晋文公那样辅佐王室的霸业,鲁肃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当初刘邦想尊事义帝而不得,因为有项羽在,而现在的曹操,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你当不成齐桓晋文。他进而提出,应当图谋占据整个南方,“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听了这番话,孙权只谦卑地表示:“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鲁肃相当露骨地说出了孙权心中的帝王梦,虽然孙权并未直承其事,但那只是因为他不想在力量不足之际就暴露自己(试想,建安二年匆忙称帝的袁术就迅速成为众矢之的而覆灭,而孙权已故兄长孙策原本就曾屈事袁术),不代表他心里不想。

  正因此,在“榻上策”之后,尽管张昭这样老臣嫌弃鲁肃“谦下不足”,诋毁他“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却始终看重鲁肃。更能说明这一点是:在赤壁之战获胜后,孙权请诸将迎鲁肃,以礼相待,说我这样“持鞍下马相迎”,是不是给足你面子了?鲁肃答:还不够,等到你“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到时再来征辟我,才算是足够尊荣了。孙权的反应是“抚掌欢笑”。在大战刚结束之际的得意忘形,更可见他们早已有心成就帝业,此时孙权也不再像八年前那样还遮遮掩掩了。

  这里再度显示出这些野心勃勃的少年英雄与老一辈政治人物极大的差异。受《三国演义》小说和京剧中的老生形象影响,世人心中的鲁肃常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形象,但正史记载中,他却是一个“少有壮节,好为奇计”的人物,他那种意气风发的“年少粗疏”被张昭等老臣看不惯,却正投合孙权这位少主的胃口。孙权毕竟是将门之后,骑马射猎时甚至与老虎搏杀,张昭劝谏他不可涉险,孙权虽然歉然说自己“年少虑事不远”,但仍然我行我素。

  张昭避难江东,并非为了求取功名富贵,也因此,他直至孙权当上皇帝,都是据理力争、直言进谏。有次闹到决裂,不复进见,他事后对孙权说:当初你母亲、兄长并不是把我托付给陛下您,而是把您托付给我的。他说话如此有底气,可见他心目中对孙权始终是以师长自居。周瑜曾在赤壁战前说主降派都是“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但至少从张昭来看,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倒不如说,他真诚地相信此时降顺才是对天下百姓、对孙氏更好的选择。

  其实作出开战决策的孙权本人,才真正是“挟持私虑”。在战前促使孙权下决心的是鲁肃的一番话:“我们降曹都还是照样做官,唯独你降曹无所依归。”换言之,即便投降对天下、百姓、官员而言都是好的,但只要对孙权本人而言是坏的,他也绝对不想接受,毕竟“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对当时的孙权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恐惧,一是投降后自己地位失落的恐惧,二是面对曹操优势兵力的恐惧;按前者他绝对不可投降,按后者则应当投降,因为战败再降处境更糟。他迟疑不决就是因为两者交战,但鲁肃指出前者是更根本的恐惧,投降将带来毁灭,而周瑜又指出后者不可怕,有取胜机会,于是前一恐惧压倒了后一恐惧,更坚定了孙权抵抗的决心。

  在赤壁之战二十一年后,孙权称帝,归功于过世多年的周瑜,而奚落当初主降的张昭说:“如张公计,今已乞食矣。”此时他多年的帝王梦已经实现,得意之下忍不住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当初如果降曹,他会落得只能“乞食”,但他当年以老派政治人物无法理解的少年勇气,抛弃了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相反做出了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决策,居然赌对了。这更进一步显示出他当初以“老贼篡汉”为开战理由的虚伪性,其实在他的理解中这只是一场权力博弈,而促使他决策的根本原因则是个人权位。

  赤壁之战的爆发,是政治谈判失败的结果,但它并非不可避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曹操当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一、分化对手,对孙权和谈,全力打击刘备,底定荆州后再考虑针对东吴,这样变为单独博弈,后来司马氏就是将蜀吴各个击破;二、提高孙权投降的诱饵,而设法让他相信这是更好的选择,是有尊严和安全保障的。

  当然,这不免“事后诸葛亮”,在现实中,也许曹操内心认为刘备已无实力,因而第一点自己已经实现;至于第二点,既然河北袁绍那么强的对手都已消灭,孙权不过是僻处江东的黄毛小儿,有什么必要出价那么高?在荆州刘琮投降后,曹操可说手握一把好牌,他是在等着对方出牌,因而他在劝降书中只是不动声色地威胁:“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这只是试探,他没有明确开出任何条件,而孙权最终也没有说明自己接受什么条件,而是直接开战,双方都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底牌,只是在打暗拳。面对这么大的事,中间却缺乏制度化的公开谈判。

  显然,曹操抱有一种家长式的心态:投降是无条件的,必须先投降,才能讲条件,而条件如何是由权力更大的一方自由裁量的,取决于他的“仁”;但对孙权而言,这却是模糊不确定的,只有先打一仗,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较好的条件,至不济以打促谈,反正最差也不见得更差。此时,缺乏一个中立者在双方之间调停,达成有条件的停战或协议基础上的投降,结果是错过了妥协解决,于是只能通过战争来硬碰硬[6]。

  应该说,曹操以往的记录表明,他对降顺的旧日对手基本还是宽厚有加的,尤其对汉中的张鲁,张绣虽曾投降后又反叛,但再次降顺后仍得到优待;张辽在劝降昌豨时也说曹操“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从他之前接纳荀彧的意见看,曹操对荆州的打算也是以和平收复、安定人心的策略为先,刘琮在降顺后,与臣下的待遇也确实不错。不过,曹操对付对手的做法,大体还是以征服为主,或等待对方降附,很少主动的政治收买,而且要依据他自己具体的形势而定,吕布投降后,他担心这位屡次反叛主上的猛将反噬,就将其处死;而对河北袁氏一族也赶尽杀绝,因为河北是他力量的源泉,绝不容许袁氏东山再起。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宽厚对待?一是对方已不构成威胁:刘琮投降后并无势力,得以善终;曹丕在篡汉之后,也没有杀禅位的汉献帝。二是当时自己用得着对方。张绣虽曾反叛曹操,但在官渡之战前再度来降,因为其谋士贾诩正确地判断出,袁强曹弱,曹操对此时来投奔、有助于自己力量壮大的肯定愿意接纳。但这也很微妙,有时对方虽已无威胁,但却也已没有用处,因而没有谈判筹码,还是被杀。如南北朝时刘裕北伐,慕容超眼看外援无望,提出称臣纳贡,保持小国之君的地位,但被刘裕拒绝,慕容超被俘后斩首。

  那么从孙权的角度来说,他就算选择投降,要怎样才能既保证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势,还能让曹操放心呢?

  如果他当初战败归降,会是怎样?曹操会让孙权继续统治东吴吗?这一点,曹操没有明确讲,但从赤壁战前荆州刘琮、赤壁战后汉中张鲁降顺后的状况看,他们虽然封侯优待,但都被北迁了,远离故土。当然,更可资参考的是蜀吴两国灭亡之后的后主待遇。刘禅受封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孙皓则等级上低一级,为归命侯。当然,无实权的“公侯”远不及“吴王”和“吴大帝”,但两人至少都得善终——固然这也因为刘禅“乐不思蜀”,孙皓远离东吴,均已不构成威胁。因此,战败归降就是早几十年过那种没权等死的安逸日子,这对孙权这样雄心勃勃的人物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在赤壁之战前,孙权想要的,首先是保住自己权位,割地称王,但这在周代还有可能,在秦汉郡县制下已不可能,政治博弈于是走向高度对抗。当然秦汉以后也有容许藩属自主权的情况,但那是朝鲜、越南、琉球这样的藩国或明清土司,在已实行郡县制的内地殆无可能。何况,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承诺是一回事,但事后的权力判断又是另一回事。刘邦争夺天下时也曾分封异姓诸侯王,但为了保障帝国的权力集中,汉代对诸侯王还是采取不断削夺其权力的做法,甚至不能让异姓王长久住在自己封国内善终,韩信的下场就是证明。即便是日本德川幕府下容忍异姓大名的幕藩体制,可用参觐交代的方式予以控制,但德川家康也不能对丰臣家族的潜在势力放心,还是想方设法找一切理由,必欲灭之而后安心。

  因此,对决策者来说棘手的是:你得不到任何预先的公开承诺,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弱势一方在决策时的政治判断。更麻烦的是,就算承诺的条件也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随时不作数。1863年洋枪队的戈登与苏州太平军守将谈判后承诺保证其投降后的人身安全,并确保不劫掠城内居民;但当太平军诸王和平开城后,戈登的上司李鸿章却不理会他的承诺,将苏州归降八王全数处死。李鸿章的做法让戈登极为惊骇,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戈登认为说过的话就是契约,他发现自己无意中成了李鸿章背信弃义的同谋,几乎精神崩溃;但李鸿章却无法理解“戈登少校如何会因此事这般烦恼。他对诸王做过什么,还是诸王对他做过什么?”李鸿章提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是中国,外国是外国。”[7]

  在三国的乱世中,这种情形也不鲜见。建安十六年马超、韩遂等割地求和,曹操假装允许,却借机再次大败马、韩联军。东吴大将吕岱受命进攻交州,事先答应免除士徽一家不死,“保无他忧”,但在他们“肉袒奉迎”的次日,就背信弃义将之全数杀死。尽管后来的东晋史学家孙盛对吕岱的做法极不以为然,但当时孙权却“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孙权既然只从结果出发嘉许这种做法,那么可想而知他也提防曹操会对他同样来这一手。这在当时确有可能,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担心主政的曹爽负隅死斗,遂指洛水为誓,允诺他只要交出兵权便可保留爵位。曹爽相信了,说自己就算无权,也“不失作富家翁”,结果呢?交权四天后他就被司马懿屠灭三族。

  相比起曹爽的天真,孙权可以说绝无幻想。他对曹魏称臣,都仅限于象征性的臣服,是权力斗争时暂时的隐忍蛰伏。这一点曹魏一方也心知肚明,在杀关羽后,孙权主动“遣使称臣,卑辞奉章”,曹魏谋士刘晔判断孙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在曹丕决定封孙权为吴王后,刘晔又说孙权只是“外尽礼以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内为无礼以怒陛下”,志在巩固自己的权位。这些说得都对,但曹丕之所以接受,在于孙权称臣纳贡本身就有助于刚篡汉自立的曹丕强化自身的合法性。金文京指出:“曹丕封孙权为吴王,而曹丕的兄弟这时都还只是公爵,他对孙权的待遇是很破格的。”这与其说是曹丕承认孙权应得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权的归顺有利于他自己巩固权力。

  中国自古的政治权力格局就是一元的,相信“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因此两种对立的诉求碰撞时,只能是强势一方吃掉弱势一方,如果弱势者不甘心接受,战争必不可免。不要说孙权自己也想当皇帝,就算是他被迫向曹魏蛰伏隐忍,彼此也都知道这是暂时的,并不能在双方共同遵守的协议基础上奠定稳定的政治构造,当一方有力量打破这种局面时就随时可能变化,结果便是随着力量起伏作无休止的恶斗。

  在谈到黎巴嫩连续数十年的可怕内战时,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当地典型的部族逻辑是:“弱小时怎么能妥协?强大时为什么要妥协?”这话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下,没有联邦制,当然也没有像神圣罗马帝国七个选帝侯通过选举轮流坐庄的制度,甚至都没有双方共同遵守的公开政治协议。由于天下只能“定于一”,都想成为至尊,这种权力无法分享,没有制度保障,失败者又任人处置,在解除武力后随时随地命悬他人之手。《鹿鼎记》里韦小宝对归降的郑克塽、冯锡范加以肆意折辱,虽是小说,却很生动了再现了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博弈。

  与此同时,政治往往又是一种道德裁决,屈服的一方要“心服口服”,这就逼得对方必须完全屈服,结果激发了更激烈的反抗,因为既然预见到这样的结果,那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何况,中国政治人物威权的人格也使得他们很难接受必要的妥协。孙权向曹魏仅仅表姿态的降顺,还曾被清代词人黄仲则讥讽为“只几封降表落中原,生平耻”。曹操曾耻于向袁绍屈服,认为这样还不如当初羞于向刘邦称臣的齐国世族田横,是大丈夫最大的耻辱;无独有偶,诸葛亮也曾以田横的例子来对孙权使用激将法。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中,吴王夫差在失败后虽然也被容许保存性命,但他宁可选择自杀,因为他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如果斗争关系到双方的人格尊严,这当然更难以妥协,很容易就滑向零和博弈。

  虽然当下社会人们常说要避免零和游戏,提倡“双赢”,但这种政治文化仍然影响深远。不少中国公司在合并、收购时,在过渡时期都解决不好权力移交的问题,最终往往以一派清洗另一派而告终。

  邹谠曾告诫说:“……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并了解到在健全的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本制度下无限地反对你赢我输和我赢你输。”[8]

  只有在这样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下,各方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妥协才是对彼此都有利的最小代价。这未必能消除冲突,但至少可以让人意识到:冲突不止代价巨大,而且并非不可避免,仅是未必可取的最后选择。

  [1]《三国志·魏书》卷一裴松之注引《魏书》:“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馀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曹操也是第一个为《孙子兵法》正式作注的人。

  [2]吕思勉《三国史话》:“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一版,p.96。金文京的估算略有不同,认为曹军约40万(北方南下30万+荆州新得10万),实际前线万兵力,周瑜率其中精兵5万(直接参战3万),而认为刘备此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兵力。见《讲谈社·中国的历史4: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金文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p.85。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的估算与吕思勉相似:“虽然曹操宣称自己有八十万大军,我们应该更现实地接受周瑜呈现给孙权的数字:15或16万曹操自己的军队,7-8万来自荆州的军队,总计大概25万,是8年前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宣称兵力的2倍多。……刘备、刘琮各只有1万人,孙权的将领周瑜和程普率领着3万人。”见该书中译本p.229-230。

  [3]《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谈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去世之际的局势:“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甚至直到二十多年后,东吴内部仍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建安十三年条:“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段话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改为:“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小说中增加的语句弱化了曹操对孙权的威慑,反倒好像是为了与他结盟来共同针对刘备似的,这显然是太抬高刘备了,完全不符合史实,刘备远未强大到能同时威胁曹孙两家。

  [5]《三国志·吴书九·鲁肃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孙权大惧,鲁肃实欲劝权拒曹公,乃激说权曰:‘彼曹公者,实严敌也,新并袁绍,兵马甚精,乘战胜之威,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将军家诣鄴;不然,将危。’权大怒,欲斩肃。”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孙盛有所怀疑,但怀疑的是鲁肃为何此时才使激将法,孙权对曹军压境“大惧”又不肯降的心态应是准确的。

  [6]参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p.1016-1017:“一般说来,研究结束战争的方式,并继续探求如何将其付诸实现,是战争指导中最关键的因素,而把战争引向终局是再难不过的问题,特别是像在这次战争中,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立国能在交战国双方中间担负起调停作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寻求和平的时机和方法一旦失误,就将走向屈服,也就是无条件投降。”

  [7]吴芳思《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中译本p.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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